一隻狗的請假信

主人:

請容我於12月18日離家半天。我知道，家門不可不守，

但正義之事又何嘗不是？公義之事，人禽無別！我雖然是狗，但狗也有渴求，況且我的要求絕不過分，不過是求一個安樂窩！現在富人政府要修築高鐵，把香港的未來賣給共產中國，結果富人可享一小時生活圈，窮人則遭逼入窮途末路、不得不北上偷生。一筆600億的帳，還未徵得廣大同意，竟先斬後奏，要香港人世代承擔。菜園村沒有了，青綠的農田不見了，山村野地都消失了，香港只剩下大型商場和不許飼養寵物的住宅屋苑。我們狗兒，將會失去棲身之地，香港將會淪落得家不成家！屆時廣粵吃狗族將南來，引入烹狗之術，在西九文化區內大快朵頤，我和同伴的命運將不堪想像。

12月18日，我將與鄰家的狗兄同行，跑到中環去，在立法會門外亂吠，闢除會內的妖魔鬼怪，趕走禍國殃民的政壇妖孽。見到殘民以自肥的功能組別議員，我更會追著來咬，咬著不放，奪回獸類的尊嚴！

你的狗兒上

香港的管理學

香港的管理員，個個都是管理學大師，比起學成MBA歸來的莘莘學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管理之術背後的哲學，就正如成龍所說，中國人需要管，故自己人也需要管，這是管理員的職業操守。

昨天中午，我獨自在露天的大會堂公園裡吃飯。我故意不坐在靠邊的長凳，因為靠在一旁的人較多，而我喜歡靜靜閱讀，也想仰望中環摩天大廈之間難得一見的天空，所以走到公園的中心，坐在半身高的石壆上。匆匆地吃過午飯，便翻起手上的論語，在微寒的冬風中閱讀。讀了不久，卻有管理員煞有介事地朝我走來，對我說，先生，這裡不許坐。我說並不理解為何不可，有甚麼規則列明不許在石壆上看書。他就說，靠邊的長凳有空位，你大可坐在那邊。說完，就走開了。

我當時沒有即時反駁，只作狀離開。但我仍然坐在石壆上。我看見石壆的另一邊有麻雀在覓食，也見螞蟻在亂爬。鳥兒螞蟻小蟲也可閒坐，享受午後空閒，人類何以沒有此等權利？連坐也要管，香港人的生命權利竟是這樣「禽獸不如」。

孔子有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是大節，是待人恭敬有禮，依仁德行事，不可違法。小德是小節，是雞毛蒜皮的小恩惠，也是不應斤斤計較的細微末節，故謂「出入可也」。過度管理，得到的只是對規矩的盲目服從，失去的卻是民間的創造力。

大排檔

中環食肆雖多，但不是人多，就是貴。那種貴，不是說只有酒店和高級餐廳提供的高檔食物，而是說平民工人食品貴得不合理。雙拼燒味飯，竟可賣近四十元，飲料還要另加錢，要吃雞脾，又要額外加錢。快餐店為了提高利潤，更減省材料，燒味飯因而少送多飯，一般打工仔對著幾片叉燒，幾塊骨多肉少的雞背，也不禁珍而重之，先吃大量的白飯以平衡飯和送的份量，不至於最後只有白飯可吃。如此可憐的份量，連打工仔也不夠食，更遑論付出勞力與汗水的工人。因此，在中環的快餐店裡，並不容易碰到工人。工人一般在大排擋吃飯和喝啤酒，因為只有他們提供的份量，才能補充一天勞動失去的精力。當然，工人聚腳的原因，還不只於此，更有大排檔露天開放的環境，和那無拘無束、可暢所欲言的氣氛。我甚至懷疑這才是深層原因。

中環的大排檔集中於威靈頓街下的行人電梯旁，幾家大排檔並排而立，圓抬和木摺凳散落在巷子上，擺放的位置並沒有邏輯，但只求將空間擅用。排檔上，也可搭起簷縫，為客人遮風擋雨。這種民間智慧，既是環境的使然，也是前人經驗的累積，展現了庶民奮發求新的創業精神。大排擋雖然簡單，卻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政府說要在西九建大排檔，展現香港民間特色，更要參照新加坡的Hawker Center模式，作為西九排檔的藍本。這事可反映政府事事求於外(Benchmarking)，不知自身之優點，也不明白民間之創發不可能有上而下，以有為者之行政權力一步到位。坐在政總的官人不知道，最好的東西，已早在民間，於無為而治的氛圍下誕生，既是毫不起眼的庶民風物，也是深入民心的生活習慣。正如走過街邊的雞蛋仔檔，並不會希奇，也不會有非要拍照不可的衝動，因為一切於香港人來說是何等自然，何等熟悉。

東亞運開幕匯演之回家看電視

昨夜香港舉行東亞運動會開幕匯演，中港政要聚首一堂，於維港兩岸看表演和煙花。這次花費四千萬的匯演，號稱以港九海岸線作最大背景、以維港作最大舞台、以20萬市民作最大現場觀眾群，而曾德成則宣稱「是歷年來最開放、最多人參與、最多觀眾看到的一次開幕禮」，最後卻只有數千人在維港兩岸觀摩，遠少過年初二、回歸和國慶的煙花晚會。一個小人當道、政令不彰的朝政，即使舉辦歌功頌德的全民活動，也會被視為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多餘之舉。

更荒謬的是，這個本為與民同樂、為港人而設的活動，竟然目無民眾，大會以秩序為名，設下種種障礙限制民眾的視線和活動，大掃民眾觀賞匯演的雅興。大會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外劃出貴賓區，供政要嘉賓觀賞表演，卻在天星碼頭架起巨型水馬阻隔人群。市民在外面，除了高聳的白色巨型水馬外，根本什麼文藝表演也看不到，要待個多小時後的煙花匯演，才可以抬頭欣賞。有人專程從加拿大回港適逢其會，看見此番安排，落得失望而回。怎料有警察說：「不如你回家看電視啦﹗」坐十數小時的飛機，原來只為等待此句發人心省說話。難怪此不幸之人戲謔道：「那豈不是叫我回加拿大看？」

還是孟子說的有理。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要得使百姓同樂，為政者才應高興；若百姓不能同樂，為政者卻沾沾自喜，則離末朝不遠矣。

貨殖列傳序

自由的庶民經濟，任他由之，不隨意用政策干預，原來古已有之。

漢司馬遷於貨殖列傳序有曰: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又曰: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救濟

在中區碰見乞丐是常見的事，並不見怪。某日路過中環街市，見到有乞丐靠著牆壁席地而坐。乞丐全身皮膚燒傷，面容潰爛，五官模糊，讓人辨不出原來的面貌。這樣的外貌，不論在有多開放自由的社會，也很難被人接受，自力更生，過正常人的生活。我猜想，有血肉的人，目睹如此景象，應該無不感到一股難堪，但當中很少停下來作施捨。城市人普遍認為乞丐不是不善營生的懶人，就是集團操控的工具，故為了歇止歪風，他們大都疾步而過，視而不見，眼不見為乾淨。也有抱著宏觀政策思維，認為乞丐數目眾多，以一人之微力，不足以救萬民，長遠也解決不了貧窮問題。諸多的藉口，卻只反映了城市人的虛偽心態。話說回來，那天卻有兩個異地回教徒在殘丐前放慢腳步，掏出碎銀施捨予之。唉，不同膚色、語言、宗教的人尚且懂得接濟非我族類的弱勢社群，更何況同根的人？救濟不分民族疆界，因為苦難是人類共同之處，沒有語言宗族之分野。這是善心回教徒駐足施捨的原因。至於我，頓從一貫的虛偽猛然省悟過來，掏出了口袋裡的幾塊錢，只望殘丐在那個轉涼的晚上可有餐溫飽。

香港之恥

一直不相信，以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政府會恃著法律權威打壓異見人士。直至朱凱迪何來近日被追討兩年前皇后碼頭案中的訴仲費用，方才明白過往對政府的信任，實在是一廂情願罷了。

事情始自07年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和何來－代表保育人士申請司法覆核，以換來更多時間，推翻原定的重建 計劃。由於資金所限，朱何二人早於訴訟開始便已申請法援，但眼見碼頭拆毀在即，時間緊絀，為了公眾利益，二人只好在法援未獲批核下，進入司法覆核過程。於是，訴訟正式展開，而二人法援的申請， 卻先在官司中途被否決，後在上訴下才成功獲批。

明知勝算甚微，本土行動本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偏向虎山行，訴諸法律渠道背水一戰。可惜事與願違，司法覆核最後還是給否決，皇后碼頭會依照原定計劃清拆，並於清拆前清場。

一晃兩年。失去了皇后碼頭的大會堂，像失去喪伴的老人，頓時變得無依無靠，風光不再，黯然失色，快活不來。皇后碼頭如今變成了死寂的工地，吊臂車沒頭沒腦地工作，似乎不知此地曾經的意義。冰冷的鐵皮圍板隔開了外面的途人，公共空間又給割裂。最可笑的是，圍板上竟然掛著小學生的得獎畫作，漂亮的畫配上骯髒的地盤，豈不是侮辱了這些畫作？

正當菜園村保衛運動開始引起社會迴響時，律政處竟然向朱凱迪和何來，追收兩年前司法覆核欠下來共27萬的訴訟費用。政府解釋，那27萬的欠款是朱何二人在法援獲批前的訴訟費，法援獲批後的100多萬，則全數豁免。這個做法，引起幾個疑問，關乎公眾利益。其嚴重性足以令人懷疑政府是不是另有動機，打算秋後算帳，政治清算給政府帶來麻煩的社運人士。

１）為什麼早要來的不來，偏偏是兩年後菜園村保衛運動白熱化後才來？怎樣解釋時間上的巧合？
２）在一些緊急的案件中，法援有可能來不及在官司開始前獲批。如果法援後來獲批了，但不包括獲批前的訴訟期，那豈不是喪失了法援要幫助弱勢社群受法律保障的精神？
３）利用法律權威作打壓，分明是像朱凱迪所說，要製造chilling effect，阻攔有志之士或無產人士投身社會運動行列。

資本主義下的個體

Milton Friedman說，資本主義能推廣自由。

可是在香港這個受幾家大企業壟斷的資本主義體制下，香港人真能有所謂的自由？

從 讀書起，社會和長輩告訴我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多年來，我思考甚麼才是有用？但後來發覺，原來這個思考的本身，在社會看來，是沒用的。要做有用的人，必 要唸好書，考入大學，選找到工作的學科，譬如商科，之後能在大企業－最好是高薪的投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好讓在三十歲前能夠置業，買車，因為他們說， 有樓有車，是不愁沒有老婆的，於是結婚，生孩子，理想五十歲前退休云云。

這就是所謂有用的人，彷彿生命就是一場充滿checkpoint的比賽，誰先到終點就勝，少拿一個checkpoint，生命好像著了甚麼污點。生存就是預設的軌跡，軌跡內有著有用和成功，外邊則相反，我們真的自由嗎？

近來到灣仔的藝鵠聽了一場關於資本主義中的個體的學術講座。嚴格來說，那不算學術講座，因為只有講者許煜是學院裡的人。起先，以為一身夏威夷恤樸素打扮的 他不知所云，將各家的學術理論炒在一起，雜亂無章，到好來才知道他只是稍欠熱身。他講到，現在有兩種模式主導了資本主義制度，一是 consumption，二是investment。個人在體制內，只有不斷消費，透過物質和商品，構成本體，體現自我價值。要消費，就需要不斷投資，而 這裡的投資是廣義的，包括了股票、物業、生意和工作，因為只有投資才有消費的資本。因此，在consumption與investment互逐和相附相生 的情況下，人是無法體現非物質的自身意義，無法從economic man提升上來，成為全人。

博物館

上週末，颱風僅略過香港，有驚無險，這個週末另一個又再逼近，讓人懷疑它們根本是故意的。為什麼颱風要跟香港人作對，總是週末才上班？

街上無風，天氣悶熱，這是風暴前的平靜，為了突顯蓄勢待發的狂風暴雨，將把整個城市吹得東歪西倒。我們少理，照計畫參觀歷史博物館。記得從前，每次進館，都有一顆探索者的好奇心，那種快樂，是小孩子的專利，卻隨著年月，流失於失敗與跌倒之間，換來了一種叫做成熟的東西。

同行的人，一個童心未泯，一個還在童年，於是一行三個小孩，走進了時光機。

途中引發了一個疑問：

割讓香港是在不義的鴉片戰爭和後來不平等條約的前提下，發生的一段喪權辱國的歷史，故此，香港人對英國人，理應恨之入骨，對回歸祖國，也應該急不及待才是。為什麼今天，我們竟然懷念起英國人的統治，想回到97以前？這一百五十多年來，是什麼改變了我們的國恥？

何耀祖

何耀祖回家了。

上次見面，已經是年多前，初冬時分，在剛轉寒的華盛頓。那次我旅遊，同行的朋友都住在酒店，我卻寄宿在他家。還記得他家就像他本人，與眾不同，藏在大廈地牢，出入要經過地下貯物室，陰森恐怖。因此頭一次到訪，真嚇了一跳，住的地方簡直就像恐怖片的情景。那夜，在溫暖的地下室中，我們守在電腦前，回顧了多集的港台紀錄片，直至深夜。二十歲，寄居海外，大家都在尋根－我們是誰？

他留港只有十八天。

我們去了尖沙嘴，看海港去。每次乘渡海小輪，都體會到「慢」的哲學。船在浪中慢駛，船身上下搖擺，轉身一看，維港夜色盡入眼簾，甚是醉人。然而不斷的填海工程，卻縮短了岸的距離，「慢」的享受減少了，變「快」了。或者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渡輪，橫過彼岸，可能只需走路。拍過照，我們在昏暗的咖啡店中，交待了彼此近況，那些關於個人與體制、理想與束搏的事，找到了抒發之時空。知音難求，畢竟能夠明白的人不多，但有便能心滿意足。

我們坐上八十年代的巴士，沿彌敦道, 在旺角下車。我們討論了保育，也討論了巴黎的城市改造，但坐了舊式巴士只是巧合。我們下了車，穿過喧鬧的都市，鑽進唐樓裡的書店，就像海盜前往藏寶的石洞，有種神秘的安全感。我極力推介書，他於是買了幾本，但礙於行李大小，只好精挑細選，不能隨心所欲。

轉眼間，十八天即將到了，他很快就要踏上新的路途，在非洲的原始土地上，展開新一頁。眼鏡的背後，一雙眼正閃著靈光－是肯定的眼神。於是，我看到一個理想正在萌芽。

相遇

相遇是神秘的巧合，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兩個人不約而同出現了，為什麼是他／她而不是其他人？為什麼你多次碰上的，也是他／她？

有一回，在書店講座裡，我留意到一個女孩坐在後面。她短髮，樣子清秀，粗框眼鏡，衣著陪襯得宜，抱著李歐梵的書，舉手投足散發著文藝女子的氣質。於是我暗自希望，日後能再遇上她。

然而命運也有善意的時候，竟然讓我再碰上她。在同一地點，但這回她不再是讀者和聽眾了，而是店員，坐在店長的位置上，處理書店事務。我坐在書店的角落，不時偷看，但不敢慕昧主動開口，只從偷聽她與店長的對話。交談間，我知道她來義務幫。她認識我一些朋友，原來此前與她的網照已有一面之緣，難怪那麼面熟。

及後幾次相遇，我們雙目交投，好像有話說，但欲言又止，最後不了了之。直至好友回港，跟我說起他有位朋友在我經常流連的書店工作，好像也知道我這個人，但不能肯定。好友說，既然大家臭味相投，趁我還在，一夥人聚一聚吧。我說，這是多麼好的建議，我首先加入。

待續。

It's not the money, stupid!

今日是新忠花店最後一天，執達吏和警員大清早到場清場，封鎖整座唐樓，趕走黃老闆、深水埗街坊與保育人士。脆弱的雞蛋殼面對巨牆，只有吶喊的聲音，只有和平的抵抗，卻毫無阻止的力量。在權力下，人竟是顯得多麼謙卑、多麼微小。昨天幾十人在新忠花店對出的街道上，留心聽了黃老闆造花牌的講解。原來冷清的遷拆區頓時熱鬧起來，街道變成了露天課室，黃老闆臨時開辦授徒，教導可能是第一班(也可能是最後一班)的大夥兒自發來的學生，造出可能是新忠面臨結業前倒數的幾面花牌。

可惜今天事忙，不能陪伴新忠走最後一程。聚集溫情的平民社區，又一個死去。

上班時讀到以下出自蘋果的新聞:

"深水埗福榮街商戶「新忠花店」不滿收樓條件，拒絕在限期前遷出。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表示，房協正處理事件，而市建局一向十分關注商戶賠償問題，並希望可以優化商戶賠償政策。

張震遠謂，會繼續觀察事態發展，相信不會影響同區的收購安排。

另外，張震遠表示，仍為下半年發行債券進行準備工作。他指，市建局計劃發行港元債券較銀行貸款可減少利息開支。"

賠償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嗎?你認為薄利經營但仍捨得花錢收養垂死流浪貓的小花店老闆，腦中只一個錢字？只想說: It's not the money, stupid!

新忠最後一夜

有如個人的回憶，城市的回憶就是住在裡頭的人的取向，而

這取向正是他們的理想和願景，希望屬於他們的城市有什麼樣的特質、什麼樣的個性、什麼樣的面貌。可惜的是，掌握這個選擇權利的人偏偏不是深水埗重建區內受影響的居民，而是政府內的官員和僵化的保育政策。

黃乃忠和重建區的街坊
就像雞蛋殼般
抵抗堅硬的石牆

來到深水埗 K20-23，
就是要站在雞蛋殼的一方
抵抗石牆
抵抗單一
抵抗唯經濟發展論

就是要向官僚表示
我們與他們對這座城市的記憶
作出了選擇

記憶

一號風球懸掛，出門後才發現沒帶傘，唯有希望天公破例造美。出門是因為要千里迢迢來到荃灣，參加馬國明承接上星期的新書發佈研討會。上次談土地和空間，今次換了題目，談記憶和時間。嘉賓換了梁文道，加了葉輝和鄧小樺。發佈會的地點在荃灣街坊福利會，地方不太好找。荃灣是作者長大的地方，而且書中大篇幅自述荃灣的童年和暮年，所以地點選在荃灣，是明智之舉。這樣罕有的文化活動，不論路程遠近，只要有時間，百呼百應。

記憶，一個多麼沉重的詞語，於我們來說是何等重要。沒有記憶，我們不會記得昨日的我們，不會想起往事，也不會知道自己究竟是誰。我嘗試幻想，如果每天起床，都發覺昨日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然後一切重來，每天重新認識自己，尋找自己，到第二朝清早又忘得一乾二淨了，每天如是。沒有記憶，生命斷裂，人生將是多麼痛苦。

馬國明對記憶有個漂亮的說法：記憶是兩段時間－當下和過去－的相遇交錯，兩個不同時空碰上的化學作用。另一種比較艱深難懂的說法，若套上本雅明的話，記憶就是一些未完成的希望與承諾，也是一個個落空的理想。而記憶本身，就是要以另一種方式，延續這些希望、承諾，實現落空的理想。有趣的是，馬老闆強調個人記憶，認為有個人記憶就足以說故事，因此集體回憶甚為多餘，虛無飄渺。但個人回憶的集成，不就是集體回憶嗎？

葉輝說，根據記憶的希臘字根，記憶的字義分為兩部份，首先是失憶和遺忘，然後是抵抗－因此，記憶的意義，是為了抵抗遺忘，對抗失憶。這與梁文道的詮釋吻合－我們之所以認為某事物帶本土味道，是由於我們要抵抗社會把他們遺忘的選擇與過程，從而將事物圈出，標明他們就是屬於本土的，而這當中包含了很強烈的抗爭成分。抗拒失憶，於漸趨單一化、地產化的香港來說，就是抗拒單一－不是新毀滅舊的，也不是相反，而是兩者並存，互補不足。

鄧小樺的說法更有趣：過份強調個人回憶，長此下去會把記憶禁錮在個人的層面上，忽略了個人與外界事物之間的關係。例如說，馬老闆記的荃灣童年，敘述的是他的個人遭遇和成長過程，但對於荃灣這地的本身，並沒有客觀的描述。這其實是回到了個人與集體回憶的問題上：記憶需要個人化，還是需要客觀一點？我相信這倆並不衝突，因為前者是自身的回憶，需要個人的體現，後者則是城市的記憶，重疊著一段段個人回憶，強調的是那個人與外界的關係，而這記憶將決定我們該往哪裡走，也是一個選擇，選擇我們要做怎麼樣的人。

尾聲時腦海中湧現了一個疑問：城市發展是不是零和遊戲？是否有贏家，就有相對的輸家？地產商的利益，是否老區百姓的害端之始？

自由是實在的

現在了解到，習慣生活在自由的人，來到內地偶然小住，可以是這樣痛苦。

Facebook, Blogger, Wikipedia, Youtube, 明報，信報...我日常愛看的，只有Gmail沒有給封鎖。真想象不到，若連Google也跟中共反面，互聯網在中國對我還剩下什麼價值？

幸好只是逗留幾天而已。每次走進飛機，踏上歸途，都有種逃脫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並不是虛無飄渺的。當空姐遞上一份從香港帶來的信報時，那就是逃脫感最實在的一刻。

後來，朋友告知，在中國，介紹香港報紙的名單上面，是沒有蘋果、明報和信報的。

冷靜

每當事不關己的時候，人就會變得冷漠，失去關愛，這或許就是他們所說的冷靜理性。可是，這種所謂冷靜，真的是充分的冷靜嗎？設想一下，嘗試把自己代入其中，想像自己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之一，你還會堅持這種抽離的冷靜嗎？判斷問題，如果能用上john rawls的veil of ignorance，設想自己有可能身入其中，大家的眼睛會雪亮起來。

今天在咸陽出差，領路的小王跟我說，有錢的話，他一定不住在一黨專政的地方，像中國這種地方，太沒有保障了。小王比我大六年，剛結了婚，有了孩子，現在是奶粉公司銷售經理，在咸陽來說，屬高薪一族，生活穩定。但即使在家鄉的生活再好，也沒有移民或者選擇生活方式的經濟能力，為了吃飽，為了家人，非得死守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不可。突然，我又覺香港充滿可愛之處。連日在西安近郊，受到小王熱情款待，兩日以來，小王開車帶我走遍了咸陽內外，吃盡地道菜，又下農家地吃新鮮黃瓜.。此行深深體會陝西人不拘小節的豪爽性格，又從他們身上反照出自己處處計算的心態。

書店的午後時光

每逢家日或空閒，定必走進序言。雖然家住南區，但就算長途跋涉，能夠在鬧市中找到一隅寧靜處，避開喧鬧的人群，也是值得。所以，這地方已成為我的落腳點，一個精神家園。

今天午後也不例外。正好店長Daniel也在，跟他聊起政治哲學，才明白他的哲學理論根基是如此深厚，不但能把各家理論淺談，還懂把理論談到應用範圍，雖然不能算得上是自立成家，但以他年紀來說仍算學問淵博，真是自愧不如。

晚上意猶未盡，晚飯時跟Dominic也聊起哲學來，聊到興起之時，已經是十一點多了。他明天要起行往澳洲比賽順便旅遊，要回家收拾細軟，我們只好把下半部押後，下回分解。

回歸 ‧ 遊行

回歸十二周年，理應普天同慶，但有什麼值得慶祝呢？思考下，沒有反思的慶典，只會令我城繼續沉淪，留下的，只有一張張沒頭沒腦的笑臉。

今早扭開電視，看到曾蔭權在慶祝酒會上，一如以往，掛著生硬的表情，朗讀稿子上的演說。朗讀完畢，高舉酒杯，擺出好不高興的樣子，然後咧嘴而笑。曾蔭權的嘴臉，令我聯想起中國藝術名家岳敏君的畫。岳敏君擅長油畫，喜畫卡通化的人像。油畫的主人公都是合上雙眼、咧嘴而笑、露出雪白牙齒的人面畫像。幾個一模一樣的笑面人，並排重疊在油畫布上，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笑得變形、笑得誇張、缺乏個性的人。岳說，「人在笑的時候是不思想、最空洞、最無情。重覆畫笑，是想表現喪失信仰、沒有任何價值支撐的這一代人；笑，與其說是掩飾內心的空虛，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釋放。」想到這點，想到笑面人背後的空洞，想到曾蔭權的思想缺值，我關了電視，實在不忍看下去。

生活能有self-determination嗎？

好友來電，說好久沒聊了。我告訴他，不是上星期才見過面嗎？他笑了笑，似乎是記起了。現在已十二點，好友才剛下班，趕上了的士。漫長的一天，好不容易才終結。日復一日的明天，不到七小時候又再開始。對這，我非沒有經驗。兩年前的暑假，大概就是這樣。這樣的生活，值得嗎？為了啥？為了啥而活？說是學東西，難道這不是為這份苦差強行安上意義？

人的生存，是為了生存而生存，還是為了生活而生存呢？

總之，說我沒大志也好，不上進也好，不懂把握機會也好，我總覺得，這樣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知道，這是個自私的想法。

宣言

近來有了習慣，愛上了結他、近代中國和詩，儘管三者都處於初哥階段，但為免一事無成，我定會好好學，學出點成績。是的，我不能一事無成，不能疏懶，正如郭路生的詩說，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這話真不錯。If you reach for the moon, you can at least fall on the stars.

所以，從今，向學術這個目標進發，不靠運氣，要靠自己雙手。

相信未来——郭路生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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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充滿希望的詩，在＜七十年代＞中多次出現，翻查下，才知道在文革年代這詩曾在知青之間廣泛流傳。我唸了一遍，心頭一熱，再唸，唸了數次，方能停止。在那個價值扭曲的年代，能夠充滿希望，譜寫一首熱烈歌頌生命的詩，這位詩人肯定付出了過人的勇氣，實在不容易。不知道那個年頭，多少知青讀了這首激勵人心的詩後，摒棄了輕生的念頭？

已是六月

工作總算忙完，現在又可忙裡偷閒，寫點東西了。工作忙碌的時候，不是不想寫的，只是在四方八面的煩惱壓力的氛圍下，寫作的欲望只好退避三舍，躲到腦袋的角落去。

最近在讀Brothers Karamazov, 所以對俄國文學起了興趣。在圖書館的新書推介上找到普希金的詩集，詩集叫＜我們是自由的鳥兒＞，於是想也沒想便借了回來。

首篇詩，名叫＜致察阿達耶夫＞，作于1818年，寫得真好，在平反六四的餘音下，特別顯得有意義。

愛情，希望，安逸的虛榮　－
這短暫的欺騙曾撫慰過我們，
啊，我們歡樂的少年的歲月，
如美夢和朝露消失無痕！

有個熱望卻留在心間：
面對殘暴的高壓政權，
我們以急不可耐的心情
時刻傾聽祖國的召喚。

我們滿懷惱人的期望，
等待神聖自由的時光，
正像一位熱戀的青年
等待如期赴約的姑娘。

當自由還在使熱血沸騰，
當心兒還在為光榮而跳博，
朋友啊，這滿腔美好的激情－
快把它獻給我們的祖國！

相信吧，夥伴：天穹將升起
那令人神往的幸福的星星，
俄羅斯必將從沉睡中甦醒，
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面－
必將寫下我們的姓名！

詩寫成後１００年，沙皇被推翻了，專制暴政終於倒台了，換上的卻是共產專政，當時有誰知道，建築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面的，竟然又是另一個頑強的專制暴政！

上海的日与夜

这个下午，上海突然刮起冰雹，冰雹大得像冰块，嘀嘀嗒嗒地打在办公室的窗外。外头的整片天，黑云密布，下午三点，已经犹豫黑夜。同事打趣说是窦娥冤，世间一定有甚么不为人知的莫大冤情。这是六四的后一天，我突然想到了赵紫阳，想到了二十年前天安门的学生，想到了遭祖国背弃的民运人士。不知道，同事们是开玩笑，还是与我有所共鸣？但愿是共鸣吧，尽管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六四二十

平反六四，正名六四，是价值和原则上的坚持，不能为经济成就而妥协，也不能为政治考虑而开脱。即使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就算我们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六四一日不得平反，我们也要继续抗争！

二十年前的今天，多少梦想、多少年轻的灵魂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脍子手捏碎，为着民主中国的理想而牺牲。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就超然，市场经济的道路虽然走对了，但自六四暴力镇压以来，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舆论自由更见倒退，社会价值空洞无物，人民有话不敢说，或许根本不知道。香港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后堡垒，如果连香港人也不站出来，表达平反诉求，抒发对中国民主未来的愿景，广场上的年轻灵魂岂不白白牺牲？

如果你认为你比我们理性冷静，比我们懂得反思，而觉得没有必要站出来，没有必要平反，或者平反对中国根本不好，你其实不比我们理性，你只是冷血无情，你只是内心的法西斯在隐隐作崇。如果你认为现在不是平反的时机，请告诉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时候？

因公事缠身，身在内地，不能亲赴维园。昨夜在酒店看CNN，六四的报道开始不到两秒就被抽起，声音断了，画面呈死黑色。此时此刻，身在没有自由之地，更觉自由的可贵。

南京！南京！

看过南京！南京！，我们的内心难免滋生愤怒，用力地把双拳紧握，咬牙切齿，痛骂日本人。但冷静下来，想深一层，这是导演所想吗？我觉得，这部戏的目的不是想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鼓催反日，而是从基本人性角度出发，向这种泯灭人性的罪行大声疾呼，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反对不义的战争。

此片是深度之作，可见导演用心良苦。导演摒弃了色彩，全片黑白，型造了一个气氛肃穆、黯淡无色的杀占场。黑白效果更能把颜色官感抽离，让观众专注地投入于人物情节的感情张力当中。

此片的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是历史记载的必然性。历史舞台上的人与事，都会因为某些人的幸存，或某种形式的记录，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有了记载，所以后世不会遗忘。正如南京大屠杀，即使日军杀尽千万人，总会有人死里逃生，总会有人如小豆子，或者邓先生的遗腹子。记得舍身的唐先生临被处决时对日本军官说：你晓得吗？我太太又怀孕了!這些倖存的人，他朝一日，會站出來，亲口作历史见证，指责这反人性的罪行。片尾的安排更见导演心思。在片尾一幕，导演安排一张张戏里主角的黑白照，下面写上出生和死亡年份。最后，到小豆子的照片时，下面则写着，小豆子至今还活着。最后一笔，道出人民不会遗忘，终结全片，强而有力。

片中也有一句话至今难忘，情景是这样的：被日军虏回来的小妹子，在日军的虐待下导致精神失常，在日军军营里疯癫地放声唱歌。日军军官听到后，几乎没有犹豫，就把她拉到柱后，一枪轰毙。杀人后，他若无其事地跟手下说，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看到这里，我不敢感叹，自信比人强，自以为有能力掌握其他人的生杀大权的，不就是日军侵华的背后中心思想吗？不就是真正杀害中国同胞的凶手吗？

你不是没看过我们的强大。我们花了三天攻陷南京；移平这里，只用一小时。你们没有选择。

战争总是残酷的。战争中人的行为，往往会超越人的常态，脱离人性。无论如何，台海之间，不要意识形态的争论，不要战争。

謝安琪吶喊演唱會

數年前，朋友叫我聽我歌故我在，那時謝安琪尚未紅起，但憑著甜美聲線展露頭角，打破了香港樂壇的悶局。其後，聽了她重唱孫燕姿的相信，也留意到她懷孕後的自白，驚覺樂壇竟有這麼有才華而且充滿個性的歌手，深受感動，便喜歡了她。

這天晚上是她第四場演唱會，本來因為全場爆滿，買不到票，但後來託爸爸朋友，終於撲得兩張。

除了觀眾氣氛散漫以外，一切都很好，是一場不買弄，不誇張，很實實在在的演唱會。

令人讀而深刻的文章

豆腐渣工程：從撻伐到容忍

去年汶川地震，豆腐渣學校大暴露，本應是鋼筋三合土牆壁，內裏原來是碎玻璃、沙石。有大量影像為證，世人目睹，此事瞞不了，不過，一年之後，當局作了「嚴格審查」，上周宣布結果：豆腐渣學校之說，純屬子虛烏有。我們不妨留意：出頭說話的是四川省政府，中央自己一言不發。

大 家知道，對共產黨而言，真相是工具，本身沒有價值，說不說真話，看有沒有好處，沒有好處，不如不說，或者乾脆說謊。前一陣子在香港，曾鈺成說，六四平反對 中國不利、對鄧小平不利，既然不利，真相就不能見光；這就是中共這種很特別的思維方式的最佳例子。這次川震中的豆腐渣學校一事如何處置，決定了之後有分工 ——由四川省政府說謊話，中央不開腔，其他地方沒相干的黨政人員和喉舌，也一律不表態，這當然包括香港的進步分子、當權政黨及愛國傳媒在內。大家記得， 「毒奶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控制全國輿論，認為「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產業一個品牌」；同理，這次無疑是認為，不能因為幾間豆腐渣學校幾條人 命，毀掉去年黨政軍抗震救災在世人面前贏得的美譽。但現時效果剛好相反；四川說謊，中央尷尬。奇怪，中央為什麼要為下面一些不法幹部和建築商的偷工減料惡 行作無聲背書呢？為什麼當年朱鎔基當政，可以破口大罵豆腐渣工程，但今天的中央最高領導人，卻採取容忍、包庇的態度呢？

中央黨校教授王長 江，去年發表〈政府體制創新要直面既得利益〉一文，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裏，已經出現既得利益阻撓改革的現象。(註1) 大陸的「體制中的改革派」重視既得利益問題，不自王長江始。早在○二年「七一」建黨節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便在講話中警告：「所有黨員幹部必須真 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本是一個中性的西方產權法名詞，意指寓於財物本身的一種可轉讓權益。在美國制度學派經濟思想家韋伯倫筆下，此詞開始帶有貶義，「既得利 益者」指從現存社會體制之下合法得到特大利益的人，這些人往往傾向維護現有體制。(註2) 新左派在歐美興起後，「既得利益」進一步成為一切社會罪惡的代名詞，集不公義、不合法、不道德、所有不可告人之惡於一身。此詞在江澤民口中，包含上述韋伯 倫及新左派用法中的涵義。江強調不能讓既得利益集團出現；問題是，這種集團出現了嗎？

王長江的答案是，儘管現時大陸社會上有既得利益存在， 但未形成集團。不過，這不是大陸政界共識。中科院研究員兼最高人民檢察院諮詢委員邵道生認為，在體制的很多方面，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註3) 然而，所有這些半官方論述，都沒有指出一點：黨因為擁有社會上一切政治權力和大部分經濟及組織力，是一切既得利益的母體，而所有既得利益集體，都是依附在 黨身上生長的。試想，改革開放以來查處的特大貪腐集團，哪一個不是以黨員為骨幹的？這個現象本來就很難避免，在一個法治不健全、人民對統治權力不能有效監 督的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既得利益泛濫乃是必然。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已出現大規模「官倒」，直接引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之後，官權大增， 「穩定壓倒一切」，社會上正氣不彰，貪腐案愈來愈多，涉案黨員層級愈來愈高，遂有九八年朱鎔基的「豆腐渣工程」驚呼和○二年江澤民的警告。「豆腐渣」是冰 山一角，當時的朱總理尚敢揭露、撻伐，社會上的正氣，也還可以冒一冒頭。但是，十年之後的今天，黨政體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茁壯成長，今天的溫總胡總， 眼巴巴面對川震悲劇中的豆腐渣工程，已經無能為力，只能容忍、包庇。

筆者說過，中共領導人要管好國家，不能不靠黨機器，因此，也不能不對依 附在黨身上的大小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這就產生中國大陸特有的政治矛盾——中共的善治要靠黨，黨卻同時是社會腐敗的源頭和溫床。黨在去年的抗震救災中顯 露人性光輝，卻又在震後包庇既得利益、鎮壓群眾維權活動中顯露妖性醜惡；然而，九八和○九相比、江朱時代和胡溫時代相比，人妖之間，黨的妖性正在逐漸佔得 上風。大家記得，中共在前三十年的歷史中，每每犯路線錯誤，黨中央當時強調「共產黨完全可以改正自身錯誤」；那也許是對的，但改革開放之後，黨很大程度上 已被既得利益俘虜；當黨權與大量經濟利益緊密結合之後，我們便不能再假設黨可以靠自己糾正自身錯誤。從這次中央要包庇地方的豆腐渣工程看，這個發展已經難 免。黨此時要擺脫既得利益俘虜，必須借助社會上的獨立的健康力量。

像川震豆腐渣工程這一類問題，若發生在西方，必由國會召集獨立委員會展開 調查，因為問題複雜，已經超出法庭審案的能力範圍；但在中共專制管治下的中國大陸，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從來未有之事物。若胡溫欲在此事上直面既得利益集團勢 力並取得幾分勝算，實應成立一個有公信力兼有牙齒的獨立委員會，徹查川震揭出來的豆腐渣工程。為免此破天荒舉動對中共引起太大震盪，委員會可以包括黨員； 事實上，主席一職可找朱鎔基擔任。朱家雖也有太子黨招來非議，但他本人清譽還存。西方的離任元首（如各前任美國總統）有幫助後來政府辦事的很多先例，卻無 成為「第二權力中心」之危險。中共何不試試這個做法？

註：1.見○八年十三日《人民日報》； 2.《the Vested Interest & The common Man》, T. Veblen, 1919； 3.見○二年九月五日《檢察日報》文章〈既得利益集團何以形成〉。

告別革命

最近在天地買了一本書，書叫做告別革命，輯錄了劉再復和李澤厚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的對談錄。高興，不只因為兩位都是大學問家，最重要是因為書已經停印，天地只剩下一本，被我買下了。尋找，焦慮，失望，發現，尋獲，這個過程，是種很滿足的喜悅。就像在書店裡，想找一本書，但又不想店員代勞，只想自己找，找遍整個書店，終於在書櫃的角落發現這本絕版書了－你就是喜歡這種得來不易的感覺。但我懷疑有這種習慣的人，其實就是患了強逼症。

序言兩週年慶祝會

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中，一家只賣文史哲書種的書店，竟然打破了樓上書店的宿命，安然度過難關，在過去週末慶祝開業兩週年紀念。序言的成功，實是香港知識分子之福。

慶祝會上，認識了幾位朋友。有趣的是，他們大多來自中大，有文科背景，都熱心關注社會。在校期間，不是辦過學生會，就是辦過學生報，為校內活躍份子。談了幾小時，滔滔不絕，彼此投契。胡可智和李學斌最有意思。胡可智是兆基創意學院的西史老師，對毛時代中國很感興趣，正在科大修碩士。李是胡大學同學，一同辦過學生會。

快樂不知時日過，談到八點，店長都走光了，我們才離去。

民主論壇

這週末，早上去了民主聯盟舉辦的論壇。講者份量的確相當重，除了程翔練乙錚外，還有一眾政治學法律學學者，講題是一國兩制和香港的管治權利，目的為回應去年中聯辦曹二寶發表題為香港第二管治團隊的文章。觀眾席上有八九成出席率，以一個相當低調的活動來說，已經算得上滿意。可是，這始終是個小眾活動，閉門一家親，大家都是有民主信仰的人，出席這個活動到底為了什麼？為了透過討論曹文警惕港人？為了消除民主派別之間的矛盾？為了找出共同方向？為了彼此信仰更堅定？

既然沒有大肆鋪張，在場記者傳媒當然寥寥可數，而活動也就不能帶進大眾圈子裡，這又怎能警惕港人呢？民主運動，要有勇有謀才成，有勇無謀，民主運動就不能前進，不進，則退。

總結活動，有幾點值得深思：
－練認為，應該讓香港的共產黨人浮出水面，以黨的名義在基本法下進行公開活動，例如競選，助選。只有讓共產黨在香港「合法法」，才能保證他們在陽光下活動，受市民與法律監管。他說，既然不能保證講者的台下沒有共產黨人，不如叫他們出來，光明正大地坐在台上，讓人看見。
－香港人不習慣黨的概念，不明白為什麼在中國政府以外，還有共產黨凌駕政府。中國實行的，是雙軌管治。
－特區政府的民望舉足輕重，因為若特區政府民望下跌，港人對國家領導人的民望不跌反升。反映的是，中央有取代特區政府的基礎和危機。但這看法未免混淆了領導人的個人本身與整個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民望上升，可能只反映港人對其個人魅力的好感有所增長。因此，從這個數據的本身，不能代表整個政府的施政進步。

卡拉馬佐夫兄弟

終於掏了腰包，買下了這本俄國巨著。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厚厚的七百多頁。不用急的，該慢慢看。

五四精神

昨日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紀念。適逢流感襲港，香港沒有舉辦大型活動，但更嚴格來說，是因為五四運動根本對港人不重要－當中不但沒有政治價值可利用，也沒有經濟效用。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在港不能承傳，實在可惜。

而在中國，五四的下場更為不幸，活生生地被政府騎劫、閹割。練乙錚一語中的，指出任何歷史、人在中共的手中只是工具，目的是替黨服務，鞏固統治。歷史被扭曲，思想被閹割，五四運動變成政治符號，服務中國共產黨。這是最突出的五四運動人本、人文主義思想嗎？

零九年四一五

零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已故領袖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這天，一個本該悼念的日子，上海市一片平靜，竟然沒有半個悼念活動，紀念一位勞心勞力、致力改革的清廉領袖。

也不用大驚小怪，沒有丁點悼念活動，是理所當然的。畢竟，在中國，什麼才是硬道理？

都說中國人有一優點，就是會包容，懂得設身處地為大局著想，寧願犧牲小我利益，保全大局。汶川地震後，內地作家余秋雨在網上發表＜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一文，有這樣的話：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 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 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如此語重心長的含淚勸告，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肯定不會受其感動，除非腦袋出了毛病的話。為什麼一個管理著十三億人的政府和一個擁有七千萬黨員的共產黨，不能在救災的同時，著手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責任？按照余秋雨的邏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民更應在危急存亡之際，不理三七二十一，跑到四川救災。當然，這是誇張的推論，但意思大概如此。現在，那＂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 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法律責任的追究呢？不用多說，只需把藝術家艾未未Google一下（這情況下，百度一下是不行的），就能一目了然。

這話扯得太遠了。我想說的是，中國人就是有這種為大局著想的慣性思維，覺得什麼悼念活動，什麼敏感問題，也該壓下去，讓步給經濟發展。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正如，一股腦兒救災才是大道理。

敘舊－新一頁

天樂從英國回來，又跑到北京去，在京城小學當個英語老師，待了一個月，又回來了。我跟他真老朋友，多年來，即使彼此身在兩地，仍保持見面，實是難得。

他本來想當平面設計師，但後來覺得，畢竟最有興趣的還是當教師。

他說，當教師需要勇氣，也要鼓勵。勇氣要靠自己，鼓勵則由別人給予。

香港的老師說，都是打份工。對，老師是份工作，也是份可敬的工作。但說出這些話的老師，只把教書當成每天九至五的工作，說穿了，就是不喜歡這份工作，怎樣教好學生？

上海之行 - 遊園驚夢

在蘇州的第一個晚上，因為走錯路，錯過了夜遊園林，還無理地跟守衛理論起來。最後，不但園沒有遊到，還走了許多冤枉路。

第二天，特意早來，以彌補昨日的冒失。門票不便宜，遊園前三思了，還是覺得要進去，不然浪費了時間和腳力，況且晚上遊園，畢生從沒試過。

如果不是看見其他遊人的現代服飾裝扮，還以為自己回到了古代，走進了紅樓古夢裡去。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園裡燈光昏暗，庭台樓閣在湖中倒影，隨著波光搖曳，亦幻亦真，令人不知今夕是何年。如果八十塊錢能夠回到古代去，這錢是值得給的。如果不能，花了這筆錢也最少能夠懷古，跟身邊人坐在假山假石上，嚐嚐古代男女幽會的滋味。此刻心中的快樂，源於自己畢竟是置身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享有自由戀愛的權利，不用再受父母之約，媒妁之言這個封建枷鎖的煎熬。

上海之行 - 拙政園

來蘇州的主要目的，是參觀四大名園之一，享負盛名的拙政園。踏入晚春，天氣還帶著一點點涼意，正是遊園的最好季節。很久以來，一直渴望，在帶有涼意的空氣中，漫步於圍繞著垂柳的小湖畔。

掃興的是，遊人太多！到處都是人，多是跟著鴨子團、帶著鮮色帽子方便辨認的旅行團客，像我們的自由行客倒少得很。

紅色葉子那張照片，拍得很滿意。

上海之行－小橋流水人家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如果江南是個大宅，上海是得體的客廳，而蘇州就是別緻的園林。但據蘇州人所說，現在看見的蘇州，目標是發展為工商業並重的現代化城市，再不是過去的小橋流水人家了。因為要修地鐵的緣故，今天蘇州的交通，據說比京城還要堵，出租車公車在路上蝸牛般爬行，像個患有嚴重血管閉塞的病人。

走在連鎖店林立的觀前街上，正當以為古代蘇州不再，小橋流水人家已成往事，卻料不到在相隔兩條街的平江路上，竟保留著南宋的古代民居。雖然這裡顯然是官府的刻意保留，不是原來的自然風光，但我仍然慶幸小橋流水人家竟然沒有消失於蘇州城內。

平江路上，開了寥寥數家咖啡館、茶館、畫廊和客棧，遊人不多，少了觀前街上的喧嘩吵鬧，卻多了一份大城市少見的淳樸感。那天晚上，遠處傳來了音樂－原來是一班上了年紀的阿姨，吃飽飯後，相約一起，聞歌起舞！

上海之行－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先生的紀念館坐落於種滿梧桐的思南路旁。民國初期，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孫中山當時落戶在匯集了各方各國思潮的上海，落實改組國民黨，採立聯俄容共的政策，共同抵禦軍閥。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就在紀念館旁。這棟優雅的樓房，高兩層，桃木地板，設計簡潔，實而不華。若果這不是當局的精心安排，重新定格，可見孫中山先生的起居儉樸，喜歡閱讀。

有趣的是，展版上竟然說，孫中山先生深信社會主義理論。我印象中，孫中山先生高舉的，是三民主義。或許他的確相信著社會主義某些教條，但真正令他欣賞的，是俄國革命中蘇共表現出的黨組織和嚴格的紀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身。

在中國，掌握話語權的，不是歷史，而是執政黨。國父和他的政治信仰也就不能逃過被騎劫的命運。

Google Trend

Google不愧為實用科技的創造者，剛剛推出的Google Trend, 便是一例。

Google Trend能夠為使用者找出關鍵字的受歡迎度。在Google Trend中打下關鍵字，就能立即得到過往幾年的點擊趨勢圖，以及哪個國家，哪個地區，哪種語言，擁有最高的點擊率。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Google Trend提供的點擊數據能夠用於經濟計量模型中，作為其中一個變量，據說可以把誤差減低18%。

上海之行－世博會

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剛結束。踏入２００９年，中國不敢怠慢，旋即密鑼緊鼓準備２０１０年在上海舉辦的世博會。如此馬不停蹄地舉辦世界性的大型活動，標誌著中國正努力透過軟實力提升國際地位。

這次來上海，頭一天眼睛便發癢，正想用手揉之際，突然想起曾經沾過細菌滿佈的扶手，便頓時喝停了用手騷癢的欲望－改為隔著衣服騷。在南京東路上，我曾經因為要橫過一條沙塵滾滾的馬路，不得不擠著鼻子，閉了一分鐘的氣，才能讓心理上好過一點。回家後，發覺鼻子噴出來的髒物，是黑色的。

上海塵埃漫天，到處都是陷下去的工地，或半完成的高樓大廈。大興土木，為的其實是下年世博會。為了向世界展示中國現代化的一面，上海得忍痛，在這兩年加把勁速速現代化，延伸地鐵網絡，美化市區，注入活力。但是這樣一來，會不會有點臨急抱佛腳？把現代化建築在人民的健康身上，是為人民的政府嗎？城市規劃是一步一步，有條不紊地進行，還是大步大步，前赴后继地走？

我不是城市規劃的專家，沒有確定的答案。我只明白到，污染是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我也不想污染的，但便宜嘛，為了生活，有啥辦法？」這是個普遍的想法，但也是個消極的想法。當每個人都這樣想的時候，便成為了藉口。污染進入了惡性循環，到時候，不只鼻子裡噴出來的東西是黑色，連黃浦江流入東海的也是黑色的。

上海之行－常德路上

去年八月，公司在上海為我們舉辦了培訓活動。我們住在常德路上的瑞士酒店，每天上班路上都會經過一塊暗黑的工地，工地上頭蓋著鐵棚，不時聚集了一班民工，也來往著一輛輛的泥車。

因為每天經過，每天都能看見，所以習慣了，這棟維修中的大廈是什麼也不以為意。

這次來上海，偶然下走過常德路，工地不見了，鐵棚拆卸了，黑暗變為光明，大廈終於以真面目示人。原來，它就是常德公寓，是張愛玲從香港回上海以後的寓所。在這裡，她寫出了多部驚動中國文壇的作品。在這裡，她邂逅了胡蘭成。現在，常德公寓翻新了，下面開了以張愛玲為主題的咖啡館。這裡雖然人面全非，但桃花依舊，常德公寓仍是私人寓所，禁止對外開放。

這種孤高的態度依舊，算是默默地守護著張小姐最後一點點的私隱和秘密。

上海之行－到步

四月，大地回春，我趁著幾天的假期，來到上海，順便到蘇州一遊。從來沒有在暖春時節遊過江南，過去來過三次，第一次記得是寒冬，與家人同遊，住在那時剛剛起步發展的浦東，最深刻的是跟爸爸在黃浦江旁冒著寒風喝著Starbucks的熱咖啡，兩父子眺望對岸的外灘夜景；之後兩次都是適逢炎炎夏日，每天出外觀光，總會落得汗流浹背，狼狽得很。

這次在春天遊江南，一下飛機，就知道沒有選錯季節。一件短袖T-shirt，剛剛好，不覺熱也不覺冷，有時候涼風吹拂，好不舒服。

在上海蒙老友熱情招待，驅車迎接，又提供住宿，不勝感激。

禮儀師之奏鳴曲

為這部電影，為生命，為死亡，而感動。男主角的演技屬一流，導演拍攝一絲不苟，配樂和美指尤其出色。

而最值得誇獎的，是題材。中國人有句話，未知生，焉知死。電影卻反過來說，未知死，焉知生。知死的知，並不是去經歷，去嘗試，而是面對，是尊重。戲中主角大悟偶然下應徵「送行服務員」一職，負責在村中清潔遺體和整理儀容等的入棺儀式。

大悟受盡白眼，連心愛他的妻子也嫌棄他，決絕地說，她一生沒有反對他的什麼，只是當死人化妝師就不能接受。多年沒見的兒時朋友，也因為他這份職業，拒絕跟他來往。喪禮上的家屬，跟後輩說，日後千萬不能像他，淪落做厭惡性的工作。這正表達了一種人類懼怕死亡的思想－不只懼怕自己的死，也怕別人的死，因為死亡是不潔的。

然而，大悟卻敬業樂業，經歷一場又一場的儀式，送別了老人、兒童、澡堂阿姨還有拋下家庭不管的爸爸，漸漸了解了妝扮死者的重要意義。死，也要有尊嚴，要一絲不苟，就像大悟為死去的澡堂阿姨戴上她最喜歡的圍巾一樣，把人生的美好，帶到死亡的國度去。

只要勇敢面對死亡，才能明白生命存在的意義。就像大悟一樣，透過禮儀師的工作，明白到自己生存的目的，是為死者送上漂亮的一程。

秘密

與朋友茶聚於灣仔海旁的咖啡店。

咖啡店用上簡潔的裝潢，平實自然，給人清新的感覺。一杯咖啡，一本書，足以消磨一天的時間。書是有的，就是奈何沒有足夠時間呢！

朋友問，能守秘密嗎？我說，能，守秘密是我的專長。

她笑了笑，接著便慢慢告知我那個秘密。我很平靜地傾聽，這個所謂秘密沒有把我嚇一跳。其實，我不是沒有想過，只是我不敢去猜測，更不敢去相信。我不願意去想像一個我敬仰的前輩竟然做出這等事情來。我不認識那位前輩，但自從我喜歡文學開始，我就把他當成了偶像，也不時發著白日夢，想，能有他的成就有多好！然而，當一個被神化了的人一下子在你心目中喪失了形象，剩下的就只有強烈的失落感。我自認我的思想並不保守，我也不是不能接受這種事情，只是這種事情，不能發生在我的朋友身上！

希望保重。下次見面之時，可望是你覺醒之日。

關於法律

晚上跟青吃飯，談到了法律的哲學，談得興起，令原來口味一般的飯菜生色不少。他提出了有趣的觀點：法律是壞東西，沒有比有的好，因為法律是人為的，人為的東西並不完美。

我並不以為這個觀點是對的。我認為人類之所以有法律，是自然發展出來的結果。人類過著群體生活，三五成群，自然有利益衝突，要避免利益衝突，聰明的人類就發明了規矩，來規範行為。

這個觀點，很多哲人幾百年前已經說過，我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西潮

在港大的星巴克，一邊喝著熱的牛奶咖啡，一邊讀著蔣夢麟先生的自傳西潮。剛開始讀，便讀得愛不釋手，不知不覺地沉醉於他優美儒雅的文筆中。

看到他留美就學的經驗，一切似曾相識的。

爬山的思考

踏入四月，天氣開始暖和，昨天九龍公園的一片花海，告訴了我們春天的到來。

同事們興致勃勃地組織爬山，一行六個人，乘船往大嶼山，從愉景灣出發走到梅窩。天氣尚好，沒有預期中的下雨，只是稍嫌陽光猛了點，熱了點。如果涼風送爽，這將會是個完美的旅程。天氣那麼熱，看來最適宜爬山的季節已經結束了。

昨天是清明節，孝子賢孫拜祭先人過後，有欠公德，遺下火種，造成多處山火。我們登山途中的涼亭，遠眺看見遠處山頭冒煙，預感是山火，於是報警證實。警察於是叫我們不要前往。

我跟同事Ｋ與Ｒ判斷了形勢，覺得與火舌相距還遠，實在沒有原路折反的必要。同事Ａ卻認為，既然有了警察的勸喻，最好不要冒險，畢竟八仙嶺事件，是可以重演的。

六個人裡面分成了兩種意見，一是繼續前往，二是原路折反。原本，我是認為，一團人應該要達成共識，共同進退。但我發覺，即使在這麼小的一群人裡，根本很難滿足每個人的想法。如果情況容許選擇，就應該像俗語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分道揚鑣罷了。

最後，我們每個人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去路。去與返，充分體現了真正的民主：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尊重和盡量滿足群體裡各種想法。

重慶森林

拍得太美了，實在難以形容。

難忘鏡頭：其中一幕，背景人物在名叫加州的酒吧裡走動，節奏加快，梁朝偉坐在吧檯上，慢動作舉杯喝酒，等候王菲。王菲沒有來，她去了尋夢，在另一個加州，美國的加洲。

王菲的演出也令人難忘。心血來潮，很想翻看她的歌與戲。

二手書店

中環擺花街二手英文書店的老闆，原來是文學愛好者。問他這裡有沒有Brothers Karamazov, 他立刻興奮起來，像終於找到了知音人。我手上拿著Milan Kundera的書, 原來昆德拉也是他的摯愛。

跟他談了很久，內容大概關於二手書店的經營幸苦事。

孔夫子

昨日朋友短訊，告知馬先生有國際電影節的票，我預感是好戲，所以急不及待答應了，後來才知被「騙」，片子原來是70年前拍的黑白片孔夫子。也是好的，能夠看一部遺失了幾十年、01年才被找到、又因聲帶破壞被送往意大利修復的經典電影，實在難得。70年前，拍一部戲平均需時數星期，耗資八九千塊，拍一部孔夫子卻用上足足一年，出資十六萬，堪稱當時的鉅片，一部四十年代的「赤壁」。但與「赤壁」直接比較，又不洽當，因為「赤壁」是商業片，孔夫子是打正旗號的歷史片，賣的是人文關懷，在當時充斥著商業片的上海社會絕無僅有。這是得來不易的機會，故一個人看，也是值得的。

電影雖然悶，但比預期中好看。原以為對白少，節奏慢，但原來不是，間中還有幾個笑話穿插，也有幾個本意認真但令人忍不了笑的地方。故事圍繞孔子生平，由其在魯國當官，及後周遊列國，直敘至回國安享晚年。最深刻的，是故事歌頌的是孔夫子，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而不是完美無暇的孔聖人。故事說孔夫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最後卻淪為喪家狗，一事無成，無功而還。這是孔子的失敗。導演沒有為追求完美而改寫歷史，反而通過真實的描寫，展現孔子有血有肉的一面。在這點上，導演是成功的。

三月

人生一瞬，時光飛逝，轉眼已是三月最後兩天。

那天在海濱外，有了新的感悟，而且是實在的。不能這樣討厭目前，應把握當下，不做好現在，怎作好未來？

她說得對。兩種想法是否真如我所想，無可避免地互相排擠？不能兩者並存嗎？況且二十出頭，正是黃金歲月，不能努力點，理想與現實雙雙爭取嗎？

心不在焉於我有害，朝三暮四只令我迷失方向。

四個知字

曾先生在最後一堂課上，講授新聞分析技巧－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資料和資訊都是氾濫的，每天閱報，上網，看電視，取得資料點、故事及來龍去脈，一點不難。難的是怎樣得到知識。知識是insight，需要深一層的了解，需要概括和整合，需要分析，也需要關聯。智慧是最難的一層。曾先生說，要有智慧，只需看三本書－易經，道德經，孫子兵法。三本書，不出幾萬字，紀錄了古人的智慧。

曾先生是個對知識很執著，很有追求的報人，深感敬佩。

http://www.hkbu.edu.hk/~aceweb/china.htm

濕地公園

周六早上，幸好天沒下雨，沒有為郊遊帶來麻煩。跟p到濕地公園一遊，看海龜去。ｐ沒到過濕地公園，格外興奮。雖然天公造美，河水卻與遊人為敵，潮漲起來，淹沒了半個紅樹林。紅蟹兒通通躲在泥黃色的河水下，閉門不見人了。或許躲起來也是好的，今天遊人如鲫，旅行團佈滿了整個公園。遊人像逛商場一般，喧嘩叫嚷，拍照時不忙用閃光燈跟大自然打招呼，生怕蟹兒魚兒鳥兒樹兒不知道自己遠道而來，大駕光臨。難怪潮水都漲起來了，我懷疑這是蟹兒的惡作劇，或者是大自然的拒客機關。

雖然我諸多抱怨，但畢竟濕地公園是為了教育公眾而設的，而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還望他們下次到來，做個好訪客。

的士司機的人生哲學

人生裡很多的啟發，往往來自陌生人之間的萍水相逢。但萬萬意料不到，今天啟發我的，竟然是一個的士司機。我一直以為，香港的的士司機是世界上脾氣最臭、最暴躁、最不快樂的生物。想不到，這個看法，恐怕從今以後要改一改了。

關於張愛玲的文學講座，今天在港大舉行。講座找來了李歐梵教授、南方朔、陳子善教授，一早報了名，打算去。但後來遲到了，不得不＂飛的＂趕赴。

匆忙上了的士，因為港大正門與側門的問題與司機拉上別的話題來。原來，這位余先生的二兒子在MIT畢業。余先生在美國生活過幾年，是見過世面的人。他說，嘿，真是黑色幽默，三位兒子都大學畢業，如果每人每月兩千塊家用，理論上早就退休了，為何還要在古稀之年奔波勞碌？對於兒子為什麼沒有供養他以安享晚年，他沒有多說，我也沒有追問。他說，可是我卻很enjoy現在的生活呀，起碼，我不用為三餐擔憂，風雨交加時有安居之所，天冷時有厚衣披身，做人若這樣，還有什麼要埋怨呢？

我想，他是幸福的。懂得滿足的人都是快樂的。

他說，其實，三餐溫飽還不算得上是什麼。最令他快樂的，是另有一件事。有一天，他在家中，三個兒子不知道他也在家裡，他們正在客廳中談論著報紙上的一單新聞，新聞大概是關於一位行俠仗義的的士司機。一位兒子說，啊，這個司機九成是老豆！

余先生不是那位熱心的司機。但他聽到兒子的對談，心頭熱了起來，終於知道，原來自己在家人心目中的評價，是那麼的崇高，那麼的高潔！老人家感到老懷安慰，此生也再沒遺憾了。

人生的終極快樂，不需要很多金錢，只需要一種self-actualization，特別是至親對你的評價。

貌似五十多歲的余先生，告訴我這個黃毛小子，其實自己已年逾七十。原來快樂的心境，才是人類長生不老之藥。

可樂

快樂就是，開一罐冰凍的可樂，咕噜咕噜地倒進盛滿冰塊的玻璃杯子裡。汽水碰上冰塊，沙沙地響，咖啡色的氣泡澎湃地向上冒，多得與杯中汽水不成比例。

怎能忍受加了冰的汽水的誘惑呢？二話不說，仰頭把汽水到進口裡，一氣呵成，輕脆俐落。一杯冰可樂，稍紓緩了我在work weekend的落寞。

電梯阿叔

深夜拖著疲倦的身體下班回家，在住所樓下碰上一個中年阿叔。這位中年阿叔大概四十餘歲，頭上滲白髮，一身波褲人字拖街坊打扮，兩手大字型打開了一疊報紙。清楚可以看見，那是東方日報，他正在目不斜視地看著的，正是馬經旁的風月版。

電梯緩緩往上爬，凝固的空氣，靜止的時光，中年阿叔享受著這幾十秒的時間，開個小差，暫時解開婚姻的枷鎖，衝破世俗的束縛，與紙上的風月情色發生關係，一段不用付錢、負責任的感情。

性幻想對於少年是未來的憧憬，於青年來說是年輕力壯的表現。對於一個結了婚的中年男人來說，幾十秒的性幻想，又代表著什麼呢？

我的小說

他倆相識於微時，起始青梅竹馬，彼此是兒時玩伴。後來一起進大學，讀書，戀愛。而結婚當然是不言而喻的指定動作。他們家裡人以至他們都是守舊的人，從拍拖的開頭，便覺得有結婚的必要。

結婚生活原來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在別人眼中，他倆是模範夫妻，彼此從不吵架，就算吵，也很快就不了了之。他們忙於工作，但不忙於最求理想。理想對於三十來歲的人來講，已早被公認為不長進的同意詞。

用平淡似水來形容他們還嫌不夠貼設，因為水還有冷熱之分。冷水跟熱水最少表達了平淡中的冷漠與熱情。他倆不冷也不熱，是正好處於室溫的白開水，英文叫lukewarm。喝下去，倒是解決了渴這個生理需要，喉嚨上卻沒有留下絲毫的刺激。這杯水，不是熱的放冷了，而是一開頭就是這樣。

芝大圖書館

此前沒有好好把握在芝大的機會，畢業後才知道我錯過了很多。原來，李歐梵是在芝大Reg裡面的東亞圖書館邂逅現任妻子李玉瑩的，當時兩人各有家室，及後雙雙婚姻失敗，才於98年在波士頓走在一起。他們是恩愛的夫婦。李玉瑩寄望「執子之手，與子皆老」，李教授比較風趣，魯迅說「俯首甘為孺子牛」，他則說「俯首甘為老婆狗」。這對模範夫妻，教人羨慕不已。

當年也是東亞圖書館的常客，在那裡有過一段專心鑽書的日子。東亞圖書館在Reg五樓的一個角落，面積不大，但聽說藏書量之多，可媲美普大哈佛。那裡人很少，來的都是研究生樣子，也熟口面。因為人少，所以不吵，不但不吵，有時候還靜得令人耳鳴，有種恐怖感。在這種環境下，我是很能夠專心的，所以一下課，就來找個角落，消磨一個下午，直到六點多鐘吃飯去。這樣的生活，大概維持了一兩個月。我是個怕悶的人，經常要轉換地方，換一個環境，才有新鮮感。

回想起那段日子，最遺憾的是兩件事：一是沒有享受學術外的college life，二是沒有一早接觸文學，又沒有把文筆練好。

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深深吸一口氣，
細聽風掃過樹葉的沙沙聲，
聆聽鳥兒唱和的吱吱叫，
傾聽海浪在不遠處拍岸的潮聲，
旅人
在荒野上，在路途中，
只要閉上眼睛，
就有寧靜
只要閉上眼睛，
就沒有了孤寂

郊遊之三椏村

八點起來，窗外的天很藍，微寒中有陽光的暖意，是一個春意盎然的早上。

收拾細軟，一早出發往大埔墟，因為是發起人，所以不敢遲到，更有要比眾人早到的責任心。

從新娘潭出發，沿曲折的幽徑下山走，繞過照鏡潭。到達烏絞騰後，取道上坡的山徑，兩小時走到三椏村。走得累，叫了一整桌的菜，蒸海魚，蒸蠔，咸雞，紫菜心，三杯鴨，吃得忘形。士多是個蜂場，因此也喝了新鮮的檸蜜，涼快舒心。

捧著大肚子，繼續趕路，回去起點。為了不走回頭路，所以取了下路。

走畢全程，累得雙腿發麻，都說爬山後的小睡是最甜的，果然沒錯，巴士上睡的十分鐘，好比整個禮拜的睡眠。


























特別喜歡這張照片，蝴蝶很美

李歐梵教授

週六的午後的學術活動都堆在幾個小時內，因此總是忙得不可開交。今天終放棄了曾仲榮的國情課和邱立本關於海峽兩岸的演講，去了李歐梵教授在序言的對談。

李教授是大學問家，見識之淵博，不言而喻。教授溫文爾雅，言談間，更流露著謙遜和一般學者缺乏的熱情。雖近古稀之年，但聽之言談可知其心境年輕。若有幸跟教授直接討教，可想像彼此應無甚代溝。

我最欣賞的，是學富五車的教授並沒有用高高在上的姿態來批判一些香港本地文化，反表示他很愛香港。雖然指出商場文化的荼毒，卻表示自己其實挺愛逛商場的。對於周星馳和他的無厘頭文化，教授說，佩服周星馳是位嚴肅的藝術家。

重慶森林

走進重慶森林，有如走近了迷宮。大廈內的店鋪、食店、住客行人，林林總總，雜亂無章，是個小小的聯合國。在瀰漫著濃烈咖哩味的窄巷內，有如走出了香港。

勵行會在Ｅ座的１６樓，很難找。電梯窄小，也慢得有如人手推動。出入的都是不同膚色的人，但，就是沒有香港人。

來是因為報了名做義工。第一次到來，固然是參觀中心的設施。帶我們的是Ａｍｒｉｔ，人很斯文，看膚色他像尼泊爾、西藏人，聽其口音卻像印巴人。他也快將離開中心了，不知什麼原因，也不知他將到哪，但看的出，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滿有熱誠的。

如果

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有類似的話。當兩件事情同一時間，或者接連發生，這兩件事中總存在著一種詩性。

可是今天的交通意外，有的只是悲涼的嘆息。

旺角的街頭上，拾荒老婦被貨車撞倒後辗過，再被緊隨的房車捲入車底，當場死亡。

附近一個值勤的資深交警接報，爭分奪秒地趕往現場，匆忙之際，不慎被小巴攔腰撞倒。鐵馬翻則,交通警被拋在路上，身受重傷，送院後不治。

兩宗意外，兩條人命，兩者分別是巧合，兩個巧合的彼此之間又是另一個巧合。

如果老婦稍提高警覺，如果貨車司機開慢一點,環顧四週,又如果後上的房車沒有跟車太貼,如果在這時間的鎖鏈上只欠缺其中一環,交通警不會如此殉職。

一切就像註定，像誰欠了誰，

一切也是因果報應, 是業的結果。

Wargame

香港人是幸福的，但有時候卻不知幸福為何物。

近年wargame盛行，發燒友喜歡偕志同道合之友，找間廢棄的村屋，或到無人之荒地，穿上戰衣，拿起武器，分成敵我兩軍，你追我逐，大開「殺戒」，模擬冷血的殺戮戰場。

不是守舊，只是看見相片中的香港人拿著假槍、咧嘴而笑的快樂樣子，好像覺得打（假）仗是件很好玩的事。我也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我能夠明白這種認為凡事不用太認真的想法。你當然可以拿別的去開玩笑，但偏偏就不能拿戰爭，因為這大大低估了戰爭的嚴重性。戰爭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嘻嘻哈哈的遊戲一場。它是生靈塗炭，是生離死別。它留下的傷痕，不能夠還原，也不能夠修補。

因此我覺得，wargame是種很天真的玩意。

朋友 (2/2)

天樂人緣很好，朋友都急不及待約吃飯。

連天樂在內，見了幾個舊同學，還有何籽心和Chris Lam。Tania還帶了畢業袍，嚷著要拍畢業照。向來不要臉的天樂提議到旺角街頭，人來人往的路上，拿著低音吉他合照。

何籽心說，許久沒做過此等瘋狂的事。說來也是，上一次這麼快樂，真的很久以前了。

聚前，趕往序言打書釘，買下Foucault和村上春樹的書。又在書上破費了。

早晨的國金

近來有了早上喝奶茶的習慣。上班前，硬是有買的癮，不買便有種忐忑。

今日如常，走到國金地鐵出口，頓覺此出口像一個強力通風機，猛力地將西裝筆挺的上班人士噴出。此時你感到猶如強風吹過。在出口的一邊，跟本不容易走到另外那邊。

朋友 (1/2)

天樂繞了地球半個圈，回家了。

午後到他家作客。上次到訪，已是幾年前的事，也不記得為了何事，只記得是齊哇哇的一班人。這次，只有我。他兩天前剛回來，我就急不及待，半不請自來，登門造訪。這死黨，我是很念的。

世伯伯母熱情，拿巧克力來招待。我不是很好的客人，人家收拾家具，我沒有主動幫手，只在彈吉他。

天樂教我藍調，１－４－５ progression, 簡單，實用，重燃學好吉他的決心。

入夜，從太子走到旺角。一家吉他舖清貨結業，天樂帶我去看，他喜歡店主對window-shopping的從容態度。我帶他去吃燒魷魚，他說好吃，又帶他到油麻地，看kubrick書店，看百老匯電影中心。這地方是我近來的文學地圖。

天樂說，書種有點雜，有點亂，但很好玩。他說，謝謝帶我到這裡，這是我從未到過的地方。

朋友，謝謝的話不用說，心照就是了。

晚上ＫＫ找我吃飯，幾個中四五的同窗，一個退休副校長，中環花滿樓。席間談近況，也略談教育，當然少不免扯上當年趣事。一堆堆的舊事回憶，有的新鮮，有的重提已無數遍。以後，漸漸地，一幕幕的想當年，新鮮的將不再新鮮，重提的再度重提，不斷地重複，隨時間老化，化為滄桑，化為感慨，變成對年輕歲月的憑弔。記憶是雙面的，一面令你回味年輕的美好，一面令已處古稀之年的你知道，並沒有時光機，能夠穿梭時空，帶你回去。

人生苦短，好像是星期五剛下班。當你以為星期一是很久以後的事，時光卻過得特別快，週末悄悄地溜走了。星期天的晚上，你知道明天就要上班了。你哀求，明天再來一個週末，可以嗎？

書蟲

如果你今天在書店碰過一個對著書海傻笑的人，不要見怪，他不是瘋的。只不過，這青年在浩瀚無邊的書海面前，很難抵擋那種源自思潮澎湃的喜悅。對他而言，一櫃都是還沒讀過的書，來自不同的作家，不同的年代，小說，散文，詩歌，待他去發掘，探索，細味。此乃知識之源，幸福快樂之根基。

Back to school

短暫的週末下午，連走了兩場關於中國的課，很有回歸校園的感覺。

第一場在浸大舊大樓，經濟日報主筆曾仲榮主講中國國情。因曾是資深記者，故取材廣，內容豐富，但略嫌不夠深入。

課還沒結束，就要趕去佐敦法住文化－一佛教機構，上另一課。主講是王耀宗博士，嶺大副教授，說的是中國政治及經濟改革。王教授說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像鐘擺，一年開放，一年收緊，兩者相生，不斷替換；經濟改革則像螺旋，八十年代不斷盤旋於姓資姓社意識型態的爭論，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後，才能立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定位上，走上穩定的改革開放之路。

這種回歸校園的感覺，我很嚮往。

張開眼睛，看看世界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華洋集處的社會，位處東西文化交匯點，同時擁有東西方的優點，這是政府掛在口邊的宣傳話語，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聽慣的陳詞濫調。

但是我們總覺得，這個國際都會的標籤，雖然誇張，但尚未算失實。

我們有跨國銀行、律師行、會計師行，有滿口英文的留學生和各行業的外籍人才，有琳瑯滿目的國際品牌，也有國際級的米芝蓮星級食府。這種光景足以令我們相信，香港是個擁有國際視野的城市。

比起許多亞洲城市，譬如台北，香港的確較其國際化，但國際化是否等同國際視野呢？硬件上的充足，就等於思想上的先進嗎？有如一個身體健全、四肢發達的人，不能也是一個腦袋一片空白的呆子嗎？

國際化是這個人的身體，而國際視野就是他的眼睛和腦袋。

論國際化，香港大概做到了。美國薩凡納藝術學院落戶北九龍裁判法院，先不談箇中是非，總算增強了亞洲區內在藝術上的國際地位，也是辛苦經營香港國際都會品牌的成績。論國際視野，我們有否用心關注香港以外、甚至跟香港和中國無關痛癢的時事？舉例來說，香港報章的國際版，連計中國版在內，平均有四至五版，先不論質量，在數量上已少得可憐，只佔全報不到十分之一，比體育版還少。當然你可能認為體育版也是國際新聞，理應記算在國際版內，所以國際版應佔全報達三分一，但這可以改天再辯。版紙不足，有限的篇幅也影響了新聞質量，令記者只好擇聞而報，取才多跟中港有關連的新聞。譬如早前進佔各報頭版的津巴布韋，若不是總統夫人來港血拼名牌，打傷了記者，若不是總統在大埔買了一棟四千萬的洋房，這個非洲窮國的經濟崩潰和國民苦況，我們可能聞所未聞。試想，除了津國外，我們的報章有否詳細報導其他非洲的國家，例如剛舉行過大選的迦納、或者還在進行種族屠殺的蘇丹嗎？

報章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的需求。事實上，沒有外交權的香港，可能根本不需要這些無關痛癢的國際訊息。功利的角度來看，這些新聞並沒有value-addition。故港人毫不關心，實在見怪不怪。

再撇開報紙不談，自稱有國際視野的港人，可否曾走出本地的圈子，接觸在港的外國人，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走過尖沙嘴的清真寺時，有否好奇地在人潮中停下來，看一看？在重慶大廈吃咖哩時，有否疑問過，印巴人為什麼來港？那位彬彬有禮的服務生是來自印度、巴基斯坦、還是哪裡？

是有點苛刻，但是這只是國際視野的最低要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一對雪亮的眼睛，一個精明、懂得包容的腦袋。

我們準備好了嗎？

文物拍賣

法國富商拍賣一百年前英法聯軍在圓明園掠奪過來的鼠首兔首古董文物，要脅中國承諾改善人權和承認達賴，否則照原定計劃，進行商業拍賣，高價者得。改善人權是一回事－中國當然有責任改善國內人權，這不但基於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也切合國家領導人宣揚的和諧社會觀。但要求的是不是人權不是重點。不論要求的是什麼，不論要求的東西是多麼正義凜然、多麼高尚，用一件本來就是劫掠、侵犯中國人權得來的文物要脅，還振振有辭，顯然自打了嘴巴，是自以為是、道貌岸然的表現。

劫掠文物，殺人放火，本身就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不但沒有為八國聯軍入侵所犯下的戰爭罪行道歉，還反過來說人不是。就好像一個罪行滔天的人，竟進佔道德高地，判定其他人的罪惡。中國人權紀錄當然犯罪纍纍，不能爭辯，但這位富商更是傻得諷刺，幼稚得出奇地可笑。

Sur les expéditions franco-britaniques en Chine : Une lettre de Victor Hugo,

Au Capitaine Butler,

Le 25 novembre 1861

Vous me demandez mon avis, monsieur, sur l’expédition de Chine. Vous trouvez cette expédition honorable et belle, et vous êtes assez bon pour attacher quelque prix à mon sentiment ; selon vous, l’expédition de Chine, faite sous le double pavillon de la reine Victoria et de l’empereur Napoléon, est une gloire à partager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et vous désirez savoir quelle est la quantité d’approbation que je crois pouvoir donner à cette victoire anglaise et française.

Puisque vous voulez connaître mon avis, le voici :

Il y avait, dans un coin du monde, une merveille du monde : cette merveille s’appelait le Palais d’été. L’art a deux principes, l’Idée, qui produit l’art européen, et la Chimère, qui produit l’art oriental. Le Palais d’été était à l’art chimérique ce que le Parthénon est à l’art idéal. Tout ce que peut enfanter l’imagination d’un peuple presque extra-humain était là. Ce n’était pas, comme le Parthénon, une oeuvre rare et unique ; c’était une sorte d’énorme modèle de la chimère, si la chimère peut avoir un modèle. Imaginez on ne sait quelle construction inexprimable, quelque chose comme un édifice lunaire, et vous aurez le Palais d’été. (…) Il avait fallu, pour le créer, le long travail de deux générations. Cet édifice, qui avait l’énormité d’une ville, avait été bâti par les siècles, pour qui ? pour les peuples. Car ce que fait le temps appartient à l’homme. Les artistes, les poètes, les philosophes connaissent le Palais d’été ; Voltaire en parle. On disait : le Parthénon en Grèce, les Pyramides en Egypte, le Colisée à Rome, Notre Dame à Paris, le Palais d’été en Orient. Si on ne le voyait pas, on le rêvait. C’était une sorte d’effrayant chef-d’oeuvre inconnu, entrevu au loin dans on ne sait quel crépuscule comme une silhouette de la civilisation d’Asie sur l’horizon de la civilisation d’Europe.

Cette merveille a disparu.

Un jour, deux bandits sont entrés dans le Palais d’été. L’un a pillé, l’autre a incendié. La victoire peut être une voleuse à ce qu’il paraît. Une dévastation en grand du Palais d’été s’était faite de compte à demi entre les deux vainqueurs. On voit mêlé à tout cela le nom d’Elgin, qui a la propriété fatale de rappeler le Parthénon. Ce qu’on avait fait au Parthénon, on l’a lait au Palais d’été, plus complètement et mieux, de manière à ne rien laisser. Tous les trésors de toutes nos cathédrales réunies n’égaleraient pas ce formidable et splendide musée de l’Orient. Il n’y avait pas seulement là des chefs-d’oeuvre d’art, il y avait un entassement d’orfèvreries. Grand exploit, bonne aubaine. L’un des deux vainqueurs a rempli ses poches, ce que voyant, l’autre a rempli des coffres ; et l’on est revenu en Europe,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riant. Telle est l’histoire des deux bandits.

Nous Européens, nous sommes les civilisés et pour nous les Chinois sont les barbares. Voilà ce que la civilisation a fait à la barbarie.Devant l’histoire, l’un des deux bandits s’appellera la France. L’autre s’appellera l’Angleterre. Mais je proteste, et je vous remercie de m’en donner l’occasion : les crimes de ceux qui mènent ne sont pas la faute de ceux qui sont menés ; les gouvernements sont quelquefois les bandits, les peuples jamais.

L’empire français a empoché la moitié de cette victoire, et il étale aujourd’hui, avec une sorte de naïveté de propriétaire, le splendide bric-à-brac du Palais d’été. J’espère qu’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spoliée.

En attendant, il y a un vol et deux voleurs, je le constate.

Telle est, monsieur, la quantité d’approbation que je donne à l’expédition de Chine.

城門水塘

星期天的下午，闖進了二戰後廢棄的戰壕和碉堡，牆上蜂巢似的的子彈孔，槍林彈雨下為士兵們擋子彈的沙包，都是英軍英勇抗日活生生的證據。

在碉堡裡閉上眼，想像六十多年前敵人進迫時的危機關頭。是什麼維持著軍士們高昂的戰意？

想起了錢鍾書的＜人獸鬼＞裡面一個故事，關於文人之間的一席話，說的就是戰爭。令士兵們戰意高昂，正是恐懼。因為怕死，因為要存活，所以要比敵人狠，所以兇殘，所以冷血，才有幸保命。造成戰爭的是一種超越生命的渴求，真正打仗時卻又是一種求生意志。這是何等的諷刺。

從城門水塘起步，走過戰壕碉堡，進入金山郊野公園，看到成百上千貪吃貪玩的猴子，佈滿了整個山頭。調皮的猴子們，更在小水潭中游泳！

真不失為一個舒心的週末！

小團圓

萬眾期待，終於出版。下班後，毫不猶豫，趕過去買，生怕慢了便買不到。其實書是當天出版的，又怎會買不到呢？

進門，入屋，脫鞋，進房，開燈，拿出透明膠，準備小工具，然後，為新書仔細地穿上新衣，一絲不苟，包得美輪美奐。放在書堆前，足以觀賞整個晚上。

有些愛書的人不只愛讀書，也愛包書。我當然是其中一位。

當然，遠觀而不讀，太浪費了。想起了馬家輝的話。今晚，會否是個無眠的讀書夜？

徐志摩

徐志摩說，若果生命沒有受過驚天動地的考驗，那你頂多只是在生命的周圍徘迴了一圈。

敘舊

跟久別的友人吃飯，言談間竟扯上了信仰來。她是虔誠的基督徒。對於我反宗教右翼和不可知論的立場，她不自覺地從眉眼間流露出了一副失望的表情，像慨歎＂真是可惜呀！＂

她問我，你不信神，那你有看聖經嗎？我說，有，我有。

可有把它從頭到尾徹底地看嗎？沒有。

懷疑一種東西，決定你相信一種道理與否，只要你不能認同其中某幾個重點，即使其餘的小枝節有多對，也不能作為信仰的理由。信仰與不信仰，是絕對的選擇，兩者中間並不存在程度上的差異。總不能說，因為總體上聖經是對的，所以我們該信主。當你對某條教義存有極大的懷疑，譬如禁止同性戀，你不可能局部地信主，因為這是基督徒不容許的。在信仰與不信仰當中，你只好選擇不信了。

她又問，為什麼你不信？我說，可能人大了吧。這當然是隨便敷衍的話。宗教是個三天三夜也談不清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你不信嗎？是因為你缺乏了謙卑的心，你方才說你長大了，懂事了，就是你高估個人能力的表現。如果你能放下那點自大，一切交托給神，這就叫信念了。＂

我有點納悶，不想無止境地爭坳下去。我沒有說出口，但心裡想著箇中的謬誤－友人的話就是說，沒有信念，沒有信仰，就算你是多麼謙虛的人，你也不能算得上謙卑。在基督徒眼中，謙卑一詞壓根兒就是信念。兩個詞是可以互換的。即使說，謙卑並不是過程，而是結果；不是起點，而是終點。

很抱歉，如果你不信主的話，你不可以、不可能是個謙卑的人。

對死亡的一點聯想

甚麼是死亡?死亡作為一種狀態，乃生者建構出來的概念，對死人來說不存在任何意義。有人認為只有死人才能夠明白死亡，這說法假設了人死後不但有靈魂，更有個健全的腦袋，去明白死去後的存在本質。但這樣的假設顯然沒有科學根據。腦袋指揮思想，人死去後，即使有幸能保存靈魂，也不能享有保留腦袋的優待－所以，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死去，換句話說，死人並沒有自知之明。

所以，死亡是生者的事，與死者無關。

死亡的過程就不同了。它不只是生者的事，也是死者的事（或許是最後一件吧）。這個過程，因應情況，對生死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如果過程是絕症，即是能夠預見的死亡，那死者往往要比生者痛苦。雖然你來得及跟親愛的道別，也不能抹去許多的回憶，這包括童年、長大、初戀、失戀、振作、成功等等的片段。當醫生說你只剩下一天的命，那就是說，一天以後，就是那麼的二十四小時的將來，你就要闊別床前的家人和朋友，也要跟一直鼓舞你的美好的回憶狠狠地一刀兩斷。你的家人呢，你的朋友呢，他們事前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跟你好好道別，也可以用時間做藥，去接受，去消化，去打算你死後對家人的經濟影響。所以，你放心，他們沒有你痛苦，最痛苦的人，恐怕是將死的你。換一個情況就迴然不同了。比如說是交通意外，生者比死者痛苦十賠。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離去匆匆，死者根本反應不來，臨死前正忙著掙扎求生，來不及在反思一生。有什麼值得開心，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在危機之際，生死關頭，淪得一片空白。大膽來說，死者可能連自己快死，也不清楚，更何況痛苦呢。可是對生者來說，你的離去簡直是晴天霹靂，是不能接受的噩耗。你想像，在家人眼中，昨天的你還是好好的，還說媽做的菜好吃，怎地今天竟‧‧‧那種生死的反差，怎能不算是最苦呢？

無味的週末

早上去看大學dress-up比賽 (court simulation)，又喚起了英辯的往事。當然，站在法庭中心的法律系學生，雄辯滔滔，比我厲害十倍有多。對自己從前有過的自滿，能不汗顏？聽完，心裡像燒起了一團火，定要把pubic speaking練好。這是今年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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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週末都是這樣, 淡淡然, 沒有什麼味道的。也是一個人，也是照例找書店看書，不同的是地方，但一般的書店是不提供座位的，只讓你站著看，所以能到的地方其實不多，不是旺角的序言，就是銅鑼灣的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這天跟以往一樣。從序言走出來，已是黃昏了，天開始下起毛毛細雨。我走在喧嘩的街頭上，漫無目的，從旺角走呀走，一直走到天星碼頭。看著街上的人群，感覺並不寫意，心中老是有種寂寞的空虛感不斷湧現。只能暗暗希望，在此時此刻，能讓我碰上個熟人。你說多好。

下了決心，要做點事，我才不想後悔。

結構

半年來的工作裡，不斷有人告訴我結構(being structured)的重要性。我是清楚知道的，也明白，有結構的溝通對工作匯報，對上司來講很有幫助。但我仍有幾點保留：

１）過度結構化(over-structured)會否抹殺感性思想與創造力？
２）會否把思想侷限在那狹小的框架裡？
３）沒有結構化思考，是否代表邏輯不全？

朋友

「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旦相見，因為是極熟而又極生疏的人，說話好像深了不是，淺了又不是，彼此都還在暗中摸索，是一種異樣的心情，然而也不減于它的愉快。」　

張愛玲的話，說的多麼精準。不知道海外的朋友回來以後，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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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鈞，我們回不去了。」

頓然百感交集－先是震動，無奈，然後絕望。

其實，情節是該料到的，只是，不願相信而已。

冷血的文學

情人節
開始讀張愛玲的<半生緣>
這愛情悲劇
跟浪漫調子有點配不上
一劈頭就知道,
曼幀和世鈞他倆是不可能開花結果的
讀到鴻才和曼路設下的佈局
竟有這樣狠心的人
張愛玲的筆下, 就是個
沒有正邪分界
沒有愛恨分明
沒有童話故事的世界
書中寫道 - 「但是那好像是偵探小說裡的事, 在實生活里大概是不會發生的」
正如評論者們所說
張愛玲的文字, 有血有肉, 冷血的血, 赤裸裸的肉
但倒是世界極為真實的一面
文字如人, 這是我的猜想

那些綻放的日子

二月初的清早, 急不及待回學校的challenge day

我第一次當assessor

希望選對了人, 當然希望你也選對了學校

是的, 有時候總要驕傲一點說 - 你是沒有可能選錯的, 肯定沒有

過去那自由無慮的生活,

轉眼快四年了,

還是十分依戀

記憶中, 是第一次, 對一段歲月那麼的珍而重之